今年1月7日和21日，人民视点推出了两期关于信用问题的报道，分别从个人信用体系建立和企业信用管理角度强调了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天，我们再次推出关于信用经济的报道，从一个从业者的眼光谈目前中国信用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他的切身感受。

记者：现在社会上都在说"信用经济"，但各自的理解含义不同。曹教授，请你先谈谈什么是信用经济？

曹：现在大家都在谈信用经济，给人的印象是"信用经济"是一个比较时尚的词。其实，"信用经济"是一个既时尚又古老的名词。早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Bruno Hildbrand 在以交易方式划分经济时期时就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但是马克思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以交易方式划分是不科学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产生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个人认为，现行的信用经济，从狭义上讲，是以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股份信用为主导的一种经济形式；从广义上讲，信用经济还涉及政府信用、信用环境、信用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和法律保证等诸多问题。

记者：你在1993年就创立了华夏国际企业信用咨询有限公司，可以说是从事信用风险管理的先行者。从你这近10年的实践看，中国的信用风险管理走过了怎样一条路？为什么在近期有关信用问题的讨论尤其多？

曹：我们看问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今天信用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出来，并不是说中国的信用问题现在才有的，而今天讲的多，也不是说信用问题到了无法解决的程度了。1993年华夏公司成立时主要业务就是查骗子，因为当时的骗子公司很多；以后慢慢地发展到从事信用风险管理，强调立信和征信工作，为企业提供有效服务；而现在信用风险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信用咨询、信用调查，信用评估、培训、商帐追收等风险管理业务。华夏信用公司的10年历程可以说是中国信用风险管理的一个缩影，它从单一的提供信用报告发展到有规范、成体系的信用风险管理，期间历经曲折。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信用风险管理将进一步和国际接轨，为世界所接受。

记者：说到国际接轨，那么曹教授能否介绍国外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国际惯例？

曹：在国际贸易中，信用风险控制首先评估国家风险，因为国家风险是最基础的。狭义而言，信用风险控制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企业信用风险控制，二是消费信用风险控制，三是职工信用风险控制。现在美国有一套职工信用风险管理的办法，叫做"职工雇前调查"，比如说，你去一个企业应聘，企业在你授权的条件下，将委托第三方对你所提交的求职资料进行核实，查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度。因为，企业信用体制和消费信用体制建立的基础是职工信用，"职工雇前调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风险控制手段。中国人才市场上屡次出现的携一个公司的机密资料和客户去竞争对手公司应聘的现象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因此要解决目前国内信用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职工的信用风险控制体系。

记者：据了解，你最近在设计中国的商业、餐饮、饭店业的"职工信用信息管理中心"方案，你能不能介绍这个方案的设计思路、构想以及对中国信用体系建设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曹：过去，职工信用风险是有办法控制的，最早像山西的钱庄靠只雇佣当地人，北京商业靠行会来控制职工信用风险。解放后，通过职工档案以及户口制度控制人员流动从而降低了风险。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人才流动，再靠过去的那一套控制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这就需要寻求新的职工信用风险控制办法。我们选择在商业、餐饮、饭店业建立"信用风险管理中心"，是因为这些行业的特殊性，其一，直接和钱、货打交道；其二流动性大；其三，没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和法律约束。在具体操作方面，首先是建立岗位认证制度，比如说商场的收银员，个人资料要在进行登记，其次是建立失信惩罚制度，第一次犯错误进入"不可查询负面记录"，第二次犯错误就进入"可查询负面记录"。这种"负面记录"不仅对失信个人是一种惩罚，更重要的是鼓励守信员工更加敬业。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业务，如深圳、上海等地。但这种地方性的信用管理如何做到全国通用呢？

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先不说上海的评级北京是否管用，就是北京本地，一家银行的评级到了另一家银行可能就没用了。因为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信用体制。这项工程是非常浩大，需要一步一步去做。

记者：那么这项工作该由谁去做呢？是不是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在整个国家的信用体制建设方面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曹：政府在信用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政府该做什么。这有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宣传工作，宣传信用的重要性，教育大家诚实守信；二是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在信用原则下不能解决的问题由社会保障体制去完成；三是保证现有法律严格执行。第二层次政府不能做什么。政府不能直接参与信用市场运作。上面提到的建立全国范围的信用体制，这项工作虽然浩大，但不能由政府来做，也最好不要由政府授权某个企业去做。如果政府去做，这涉及到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也产生诸如过分管制，垄断，低效率等等很多问题。如果由政府授权，则会产生寻租现象，产生腐败。第三层次当前社会信用体制建设对政府的要求。一是要求开放信息资源，不能资源垄断；二是加强信用环境建设。

记者：现在有种论调，信用风险管理公司建立了各种信息数据库，但怎么能知道信用管理公司不会将这些资料用作他图呢？也就是说信用风险管理公司如何向公众证明或展示自己的信用呢？

曹：我个人认为要规避这类风险，首先要建立信用风险管理行业的准入制度，政府要制定这方面的规章制度，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其次，信用风险管理公司可以和银行等商业部门共同承担风险。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信用咨询公司不对调查结果承担经济责任何法律责任，但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看，还是需要一些"非市场原则"。其实，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信用公司如果不讲信用，等于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

记者：目前国内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对信用还没有统一的认同。你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信用工作的实践者，你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最大的困难和压力是什么？

曹：最大的困难是公众对信用咨询、信用调查的理解和认识问题。讲一个我们曾亲历的故事，有一家兵工厂，在大山里面，他们急需寻找合作。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家国外公司并给了所有的材料。但是这家外国公司却找到我们要求我们去核实他们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度。当我们公司派出调查员去后没说两句话就给撵出来了，错误认为我们的调查员是"间谍"、"特务"。

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没有可以套用的模式和规范，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一切全靠同业去摸索、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担忧是不要因为我们的失误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伤害。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去做，但是国际惯例能否为今后中国的法律所接受，是不是还需要调整，现在都是未知数。简单讲：我们做这个行业是兢兢业业、战战兢兢。
　　　　　　　　　　　　　　　　　　　　　　　　　 　　　　　　　　 　　　　　　　　 （人民网北京2月20日讯）